2016年1月，李克强总理在参加一个座谈会时举了一个例子：中国至今不能生产模具钢，比如圆珠笔的“圆珠”都需要进口。这引起全国制造业震动。中国有3000多家制笔企业、20余万从业人口、年产圆珠笔400多亿支，但核心技术和材料高度依赖进口，圆珠笔笔头的“球珠”，国产不锈钢线材无法适用。李克强总理发出“圆珠笔头之问”几年后，圆珠笔所需的钢材才国产化。

“嫦娥五号”“天问一号”“奋斗者号”“北斗三号”……近年来，重大工程捷报频传，大国重器亮点纷呈，中国制造业创新能力明显提升。然而在很多领域，像曾经的“圆珠笔头”那样，制造业存在的“卡脖子”问题还比较多，工业化基础相对薄弱问题依然存在。如何攻克“卡脖子”关键核心技术、维护我国产业链安全稳定，已成为科技界、产业界乃至全社会的共识。

“‘车规级’芯片、操作系统，都是我们的短板弱项，缺芯少魂，车规级更是如此。”在第八届中国电动汽车百人会论坛上，工信部原部长、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苗圩在主旨演讲中直陈要害。

“作为世界第一制造业大国，我国是全世界唯一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中所列全部工业门类的国家。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制造业大国地位进一步巩固，国际竞争力显著增强，创新能力明显提升。”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总经济师张永军告诉《中国报道》记者，“但不可否认的是，我国制造业目前只有少数产业在国际上能够达到比较先进的水平，多数产业仍落后于发达国家，有的距离还比较大。”

芯片“卡脖子”事件让国人如鲠在喉。在张永军看来，不仅芯片，还有不少领域我们也面临类似问题，一些关键核心技术仍受制于人。

根据中国工程院对26类制造业主要产业存在的短板分析，在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内，产业基础的薄弱环节主要聚焦在核心零部件领域。举例来讲，基础零部件/元器件，包括高端芯片和传感器，关键基础材料，基础检测检验设备和平台，关键制造工业和装备，基础工业软件等，不能实现完全自主可控，相当一部分需要依赖进口。

相比看得见、摸得着的芯片，被称为现代产业体系之“魂”的工业软件同大众生活多少有些距离。但其对于拥有工业门类最全、全球制造业规模第一的中国来讲，工业软件的重要性毋庸置疑。当前中国智能制造所用的核心工业软件高度依赖进口，也是自主可控发展的“卡脖子”难题，迫切需要解决。

“我国科技领域关键核心技术依旧是我们最大的命门。”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研究员孙文凯在接受《中国报道》记者采访时指出，工业化基础相对薄弱已经成为我国制造强国、经济建设的“阿喀琉斯之踵”，影响我国快速发展甚至经济安全。

维护我国产业链安全稳定，需着力攻克“卡脖子”关键核心技术。同时，我们也应清晰地认识到，“卡脖子”问题牵涉领域纷繁、背景成因复杂、形成年深日久，其攻克非一日之功。应高度重视破解问题的战略和策略，采取差异化、多元化的解决思路，从而找到最佳的应对方案。

在济南举行的2019年中国500强企业峰会上，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王江平曾表示，中国500强企业中，制造业企业有244家，占比将近一半，数量不少，但平均利润仅为 2.59%，低于500强的 4.37%，更远低于世界500强企业的 6.57%。

“卡脖子”技术大都具有投入高、耗时长、难度大的特点，其实用价值并非短期能够显现。因此，在不少业内人士看来，这尤其需要科研人员耐得住寂寞、坐得住冷板凳，需要国家在政策、保障等方面加大支持力度，科学布局、稳定支持、久久为功，同时，需要科学合理的科研管理体制，有关单位按照创新发展规律和人才成长规律办事，改进资源配置方式。

张永军指出，我国在稀土研发、核电技术和应用、通信技术及应用等领域之所以能够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具备国际竞争力，很重要的原因是国家长期在这些领域有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投入，未来我国要补上短板，提升产业链的韧性，我认为还要采取这样的方式。

“我们同时还要积极开展国际合作。”张永军告诉《中国报道》记者，“能够从国外引进到比较先进技术的我们还要继续引进，然后通过消化吸收来提升我们自己的技术水平和产业水平。此外，在整个国际产业链调整的过程中，区域化态势比较明显，在东亚、东南亚区域，在很多产业上和中国都有合作的空间。”

孙文凯则建议，发挥社会主义市场机制的优势，通过培育“专精特新”企业和冠军企业，解决大约70%的工业基础问题；合理发挥政府的引导统筹作用，集中力量突破一批急需解决的“卡脖子”短板项目，如一些投入大、见效慢的关键核心零部件、元器件、基础材料、操作系统和工业软件，想要短时间内有所突破，需要国家进行协调部署，解决大约10%的工业基础问题；优化政府与市场的结合，我国从2013年推进工业“强基”工程，在部分产品和技术领域取得了突破，必须保持政策连续性，形成长效政策机制，解决大约20%的工业基础问题。

“此外，解决‘卡脖子’问题，也离不开专业技术人员。”孙文凯说，建设制造强国、网络强国，不仅需要一大批经营管理人才、数以千万计的科学家和工程师，也需要数以亿计的技能人才。当前，我国制造业人才队伍在总量和结构上都难以适应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要求，高素质人才占比明显偏低，要拓展人才发展通道，让更多优秀的高技能人才脱颖而出。

对于企业来说，除了技术本身的攻关，政策如何保驾护航也值得关注。为优化完善支持科技创新的税收政策，我国对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政策进行数次调整，并自2021年1月1日起，将制造业企业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比例由75%提高至100%。2021年11月30日，工信部印发《“十四五”信息化和工业化深度融合发展规划》。规划提出，到2025年，信息化和工业化将在更广范围、更深程度、更高水平上实现融合发展，新一代信息技术向制造业各领域加速渗透，制造业数字化转型步伐明显加快。

随着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入发展，新兴技术及其产业化应用推动国际生产和贸易体系加快重构，全球产业链呈现出数字化、绿色化、融合化的新趋势。受中美之间大国竞争全面升级叠加新冠肺炎疫情的冲击影响，基于全球价值链的国际分工范式和一体化生产网络暴露出其固有的脆弱性，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的部分环节受阻中断，短链化和区域化的特征显现。

“全球产业链重构变革时期中国产业链面临着诸多新挑战。”孙文凯向《中国报道》记者指出，一方面，“去工业化”现象导致经济外循环地位下降。随着新型工业化和新型城镇化的发展，中国二元经济结构转换进入一个新阶段，劳动力由无限供给转变为有限供给，同时作为中国经济模式重要特征的外向型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持续下降。另一方面，在全球产业链中的地位以中低端为主，一些关键技术和关键零部件被“卡脖子”。

另外，高科技领域领先企业面临被美国“精准脱钩”风险。美国将中国视为“体系性竞争者”和“制度性竞争者”，要与中国展开长期的“大国竞争”。一方面，美国加大研发投入，提升本土关键供应链的完整性与竞争力；另一方面，美国利用各种手段，大肆污蔑和强势打压中国新兴的高科技企业。

“部分产业面临产业转移和贸易转移双重风险。由于中美贸易冲突会波及大量的第三国，有的受损，有的受益，就可能带来产业转移风险和贸易转移风险。产业转移是中国国内企业，包括外资和内资企业，可能把生产基地转移到其他国家或地区。”孙文凯分析道。

在张永军看来，我国产业体系比较完整，在产业链、供应链方面有一定的优势。但经过疫情这么一段时间之后，美国等西方国家提出了制造业回流，调整他们的产业链、供应链。这样的话，全球的产业链、供应链会面临重新调整、重新布局的问题。

面对全球产业链的重构机遇与挑战，中国应如何提升中国全球产业链地位，从而抢占高地？

张永军建议，在这个过程中，针对存在短板的领域，我国要加强核心技术研发，尽快提升相关产业的发展水平，实现科技的自立自强。

“国内经济进入新发展阶段，全球产业链进入重构变革时期，要求中国进一步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融入经济全球化，持续提升全球产业链地位。”孙文凯告诉《中国报道》记者，“一方面，要以深化科技体制改革为抓手，以技术创新驱动全球产业链升级。另一方面，要因势利导，分类构建国家、区域和全球多圈层的产业链格局。还要抢占战略高地，推动数字技术与全球产业链深度融合。此外，还要挺进深水区，全面推进现代服务业改革开放。”

“对技术创新能力和生产能力比较弱的产业，尤其是战略性新兴产业，要发挥国内市场规模大的优势，建立以国内循环为主的产业链；对比较优势明显、基础好的产业，‘引进来’和‘走出去’相结合，主动嵌入欧美等发达国家主导的全球产业链中。”孙文凯说，同时，要把数字技术作为抢占全球产业链主导权的战略高地，加快完善数字技术创新布局、数字人才培养、数字经济扶持政策、知识产权保护和大数据监管机制，推动数字经济创新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