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国内，控制塑料袋数量的战争至少从2008年就打响了。“限塑令”——试图以经济手段调控的行政手段在最开始取得了不错成效，但随着日益复杂的市场需求，药效早已褪去。
迄今为止，该法令并没有让这片土地免于更多污染。今天，用于快递物流的塑料包装制品远超以往任何时期。原因在于主战场发生了转移。10年前，全国塑料袋使用总量只有30亿。到了2016年，仅快递业产生的塑料数量就达到147亿。
（各式快递包装）
并不是国内的消费者们不够爱护环境。限塑令出台当年，来自全国的4000余名受访者（共5200人）对此政策表示欢迎。即便最严厉的批评家，也很难对这个数字不满。
就像一位环保材料领域的专家所讲，你不能要求普通人在使用塑料袋时还要先检查是否环保，因为这件事从一开始就与道德无关。“中国人的素质并不比外国人差。”该观点出自这位专家。
刚从澳洲访学归来的他，提出一种“自然平衡”的说法。即塑料一经产生，便生成污染。考虑到人类发展的不可逆，这种污染也就无从避免。问题在于，能否通过完善的防治举措恢复自然界平衡的临界点。目前国外施行的经验表明，此方法可取。
该专家的同僚，来自湖南工业大学包装与材料工程学院的副院长钟云飞，也同意这种说法。在环保这套系统工程中，他更倾向于政府出台强制标准。
采访当天，他还安排学校的法学教授，以政策法规角度做课题研究。“系统工程需要全盘调控。经济是杠杆，但只考虑收费的话，作用不会很大，也不会持久。”
但令人担心的是，以我国正规废旧塑料回收加工企业的起步工艺水平（实际回收率40%），以及监测制度真空，实现上述目标并不轻松。为此可能承担的经济付出更是一个超级数字（焚烧处理成本高昂）。
日前菜鸟绿色联盟公益基金的活动上，来自环保局的相关人士同样证明了上述报告。该人士称，现阶段在我国每年大约有400万吨无法处理的剩余垃圾留在了自然环境中，对海洋河流造成破坏。
（信天翁胃里遍布垃圾）
2016年11月，一只腐烂的信天翁尸体照片出现在德国《明镜》周刊网站。这种依赖嗅觉捕食的鸟类生物因为误食过多塑料垃圾被活活饿死（也可能是中毒而亡）。科学家还指出，吞食塑料制品对鲸鱼这类大家伙们同样致命。
另一份报告显示，按照目前白色污染的蔓延速度，到2050年，地球上将有130亿吨塑料垃圾。一位业内人士告诉记者，塑料袋自然降解耗时最长可达500年，如果任其发展，总有一天塑料袋的存在时间要超过人类。
（两小孩泡在漂浮着垃圾的印度新德里亚穆纳河里）
不幸的是，目前国内快递物流业用于包装的塑料制品，降解时间至少也要100年。今年2月新修订发布的《快递封装用品》国标，对于此类包装用品提出更为严格的环保要求，但此条例尚不具备强制约束力，因此反响平平。
事实上，国内在可降解、能循环利用的包装材料的开发技术上不落后于发达国家。但迟迟不能普及的原因不外乎两点，一个是上述专家提到的“道德约束无效”，另一个便是经济效益问题。
尽管有快递企业声称使用环保材料（可回收）的成本要明显低于一次性材料（0.6元和1元的区别）。但大量采购环保材料将给企业带来不少额外成本负担。“完全降解的塑料袋要比不可降解的塑料袋贵上2~3倍。”这是广东天元实业集团的销售总监白娟女士的答案。
最近几年，广东天元研发出一种1年内可完全降解快递塑料包装产品，它更柔软，但韧度没问题。不过这项产品的销量实在乏善可陈，仅被顺丰、京东、菜鸟等企业少量采购，用于经验摸索。
（无胶带纸箱 摄/刘宇豪）
快递公司的采购负责人还不敢确认环保材料的实用性，努比亚手机运输部的李金泉曾供职于顺丰，他告诉记者，环保材料导致的破损率会上升。如今顺丰也是努比亚的运输合作伙伴，李金泉显然更信任那些摸起来结实的袋子。
“网络型快递公司，新型包材折腾不起。也许京东这种短途运输的仓配物流可以尝试。”李金泉继续说，“换包材意味着重新和供应商签合同、重新订做、处理囤积包材，这都是成本。”他还透露，顺丰曾因环保问题被相关部门约谈。
（顺丰包装箱中的产品，体积相差悬殊 摄/崔芸）
不过总体讲，快递公司对这些环保材料没什么成见。它们很乐意在不影响生意的前提下承担社会责任。广东天元热销的一款用热敏材料做的电子面单，是目前市场中为数不多的、大规模使用的环保材料。尽管还有污染，但危害已降至最低。而它大卖的秘诀在于，提升了快递公司的生产打印效率，从而降低成本。
事实上，物料成本带给快递公司不小负担。位于北京市区的某德邦营业部，这里的经理和手下员工过着物资紧缺的日子。每个月总部给他们下拨的物料预算只有1000元左右，且不允许二次申购。而过年期间，该营业部的实际物料耗费高达5000元。这直接导致营业部经理不得不多次向兄弟部门借物料。
节俭已经成了这里的手艺，一名手巧的员工把一类标准型号的纸箱裁剪，再用胶带重新缝合，于是两个箱子诞生了。但这非常考验胶带数量，有一次该营业部的经理发现胶带用光，于是自掏腰包去买。事后才知道总部不给报销。
（德邦快递员用胶带和纸箱自制的杂物箱 摄/刘宇豪）
记者就上述情况询问德邦公共事务部负责人时，得到的回复是，与物料成本无关。但当记者把从去年就开始上涨的纸价告诉该负责人后，对方不再正面回复此事。
即便如此节俭，物料包装造成的浪费还是惊人的。在离营业部不远的德邦仓库里，一名新人盯着老手对编织袋子五花大绑。他扭过头对记者笑，“我敢说那些胶带也要算重量。”
最令人可惜的还不是这些扭曲的胶带、塑料袋，而是包装纸箱。这些结构稳定的纸箱在使用一次之后基本很难发挥余热。可回收利用？“顾不上了。”上述营业部经理表示。
可能也不需要。对快递公司来说，只要把这些箱子卖给消费者，就意味着一笔额外收入。而回收箱子，则被一些人视为费力不讨好，或者面子工程。
最近，顺丰内部发起了一项名叫“纸箱回收爱之旅”的公益活动，消费者只要凭借一定数量的顺丰包装箱就可换取部分抵价券。
记者在望京的顺丰仓库里见到了这项活动的易拉宝，它和纸箱板摆在一起，很难引起注意。当记者就“消费者抱着箱子来仓库兑换抵价券”的可行性提出疑问时，这的员工笑着回答“你懂得”。
（顺丰某仓库现场 摄/刘宇豪）
这些受经济效益驱使的快递公司，还无意间释放了潘多拉魔盒中的祸殃。包括白娟在内的许多业内人士都对这件事忧心忡忡，那就是大量未经分级的塑料、纸制垃圾，在正规回收渠道之外，流入黑市。
大量来路不明的废品被黑作坊捡回，用机器打成颗粒，重新制成塑料产品并流入市场。其中最不愿让人相信的要属从医院中回收的垃圾。
2年前，网络上曾流传一段记者暗访废品站的视频，其中部分用料就来自医疗废物（视频如今已消失）。今年年初，人民网记者在华东地区的某快递袋生产厂房中再次证实了这一可怕事实——布满病毒及细菌的医疗废品成了诞生快递塑料袋的温床。这些“再生”的塑料袋颜色呈乳白，且伴有强烈气味。
对于白娟这样的正规从业者而言，失望是显而易见的。因为这些售价低廉的一级（多级）回料产品不仅威胁巨大，还广为传播。“价格至少比我们低30%。”白娟叹息。“某些快递公司的利润非常低，那这种便宜产品对它们就非常有吸引力。据我所知，江浙一带有好多黑心作坊，对公司产品销量的挤压很明显。”
与此同时，弄清这些污染品的去处是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在目前接触的多位从业者看来，部分电商卖家难逃嫌疑。其次就是缺乏监管的“通达系”快递加盟商。
记者在去年末在河北省某地级市的“通达系”加盟站点，就见到过成批从废品站回购的纸箱和塑料袋。申通在北京的一名加盟商负责人告诉记者，总部会按照面单数量批给网点耗材数量。超出标准的网点也可以选择自行采购。“至于卫不卫生就不好说了。”
（部分未消毒的有毒塑料通过废品站流回市场）
去年末，记者在河北省某地级市的“通达系”加盟站点，见到过成批从废品站回购的纸箱和塑料袋。而这只是无数加盟网点的其中之一。
来自北京的申通加盟商负责人告诉记者，总部会按照面单数量批给网点耗材数量。网点同时也可以选择自行采购。“至于卫不卫生就不好说了。”
“如果各级部门形成有效监管，这种事就不会发生。”钟云飞认为政府在政策落实和监管层面做得远远不够。
他同时是菜鸟绿色联盟公益基金聘请的环保专家。后者是涵盖多家大型快递公司、政府部门、互联网巨头的环保联盟战线，但这样的力量在目前困难复杂的情况下依然渺小。菜鸟CMO牛智敬就直言，我们只是出来号召，仅靠我们就改变什么并不现实。
2014年，圆通夺命快递事件引起公众关注，也迫使相关部门严格执行快递验收制度。但这付出了1死7伤的代价。今天，这片土地能否用更小牺牲换来更具安全保障的制度？我们决不能失去更多。
白娟说：“我们必须搞清楚这些东西是从哪来的，不然没有人安全。”